第二章

[高三，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高中的最后一年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我选择了学理科，从而与我深恶痛绝的政治课彻底诀别。我的大多数朋友和我的选择相同，不可否认，我们当初都带着这么一种心理：脑袋不好使的人才去学文。

对于一年以后我们将要上什么样的大学，学什么样的专业，或者，是否会惨到连大学都没的上，我们心里一点谱儿没有，也懒得去想那些，似乎那一刻遥不可及。

开学的头一天，我们就接到了一个坏消息：由于学校的教室紧张，我们高三年级全部要搬到附近的一所小学里去上课。也就是说，除了回本校上体育课外，我们的一切活动都将与这个熟悉的校园失去联系，在我眼前晃过的不再是亭亭玉立的姑娘们，而是拖着鼻涕玩跳绳的小学生，这叫我心烦不已。

我和小文的见面当然也因此出现了障碍，除了放学，只有中午的一个半小时能被我们俩利用。于是，每天上午第四节课一下，我们就各自带着饭盒儿飞快地骑到护城河边见面儿，然后共进午餐。

我始终认为我妈的手艺比小文她妈要强得多，事实也是这样，我饭盒儿里的饭总是被我们先吃完。几年以后，当小文的妈妈第一次在家里款待我的时候，她肯定想不到我早就对她的烹饪水平了如指掌。

北京的九，十月份有着最宜人的天气，秋天也是小文最喜欢的季节。暖暖的阳光下，我靠着护城河破旧的围墙把小文揽在怀中，开着一些不着边际的玩笑，或是看着旁边的老头儿们下棋，钓鱼，其乐融融，无比惬意。

随着功课一天紧似一天，我和哥们儿们之间的固定牌局也渐渐变得有些稀稀拉拉，这倒正好让我拿放学后大段儿的闲置时光来送小文回家。

如果光用半个小时一路傻骑到方庄未免太过枯燥，于是我和小文一般都会在途中的天坛公园歇歇脚。北京的公园数不胜数，对我来说，天坛绝对是它们中的佼佼者，这倒不是因为那里有让各路土鳖旅游者流连忘返的圆丘、祈年殿和回音壁，而是归功于那些大片的树林和草地。

我和小文常常在树林中，草地上抱着聊着坐到天黑，然后她才想起该回家了，慌忙骑上车往家奔去，路上还要我为她编一些借口来搪塞她妈。

我们每天似乎都有聊不完的话题，程度用“可笑”来形容也不为过。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双双热情洋溢地投身于恋爱之中，把鸡毛蒜皮的一点小事儿都咀嚼得津津有味，全然不顾热情降温后两个人因为屁大点事儿就能斗个嘴眼歪斜的恶果。

一次，我和小文在河边闲聊的时候发现我们俩的父亲是从同一所大学同一个系毕业的，经过她回家后拐弯抹角地询问，确定两人竟然是同班同学，这让我们惊奇不已。小文由此断定我们俩之间非常有缘分。

对于“缘分”这个词儿，我的态度是嗤之以鼻。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电视里，杂志上和女孩儿们的嘴中动不动就是“我们真有缘”，频率密集得让我反胃。我倒是愿意用更朴实的词语来形容这件事儿——“真他妈巧”。

和小文待的时间长了，我发现她在说几个词儿的时候总是发音怪异，比如把咖啡说成“卡”啡，把发卡读成发“掐”，如果合着念这两个词儿，用郑雨的话来说：“丫肖文这什么口音？郊区来的吧。”

凑巧的是，我印象中送给小文的惟一一个发“掐”正好是“卡”啡色的。那是我在朝阳门“协和百货”给她买的小玩意儿，标价68块，当时我无奈掏干了身上所有的钱。小文对这件礼物自然是喜爱非常，她把这个沉甸甸的发“掐”在头上戴了好几年，直到磨得破旧不堪。

喜爱非常……破旧不堪——我说过，什么事情绕到最后结果都是没意思，不是吗？我的意思是，起码对于我个人来讲，没有什么东西能被长久把握，哪怕有一段儿时间确实抓住过，确实沉溺过，到头来也逃不过两手空空，就像那个现在早已不见踪影的发卡，就像我和小文之间的感情。

当然，这是后话，我完全没必要在此提及。然而，我却经常想像着如果17岁的我，那个留着盖儿头，浑身有使不玩的劲儿的小屁孩儿现在出现在我的面前，听一听我的肺腑之言，那会是一番什么情景呢？

算了，就算我真的能和7年前的自己相遇，我也还是什么都别说了，因为我知道那个小傻逼根本就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没准还会对我找补上一句：“你丫有病吧？”

那时我最不缺少的就是激情，我没头没脑地热爱着生活。

小时候我有一项拿手好戏，就是在走路时常常莫名其妙地来个大跟头，我妈由此断定我的小脑平衡能力不太好使。和小文认识以后，我的这个症状不幸又体现了一回。

那是一天中午在河边，我不知何故突发奇想：“肖文，你玩过‘骑马打仗’吗？”

“没有，女孩儿哪有玩‘骑马打仗’的。”

“特带劲，我小时候老玩儿，要不咱们试试？”

“咱们两个人怎么玩儿？再说我也害怕。”

“没事儿，没敌人我就自己背着你转圈儿呗。”

我不由分说把小文一把背到背上：“坐好了啊，我可转了，你数着我一共能转多少圈儿。”

我精神抖擞地带着小文转了起来，越转越快，吓得背上的小文连声尖叫求饶：“不玩了不玩了，放我下来吧。”

“不放不放，你倒是数着数儿呀。”

就这么转了好几十圈儿，我渐感体力不支，又生努了一阵儿，我终于放慢了速度，准备罢手。然而，就在我要把小文放下的时候，突然间觉得一阵天旋地转，身体向后就倒，自然，倒下的后果是我背上的小文毫无准备地成了牺牲品——我听到“砰”的一声闷响，小文的后脑勺儿重重地碰到了地上。

这一声响动震得我脑袋顿时也顾不上晕了：“我操，坏了！”

我连忙起身把小文扶起来，发现她目光呆滞，过了足足有半分钟才“哇”的哭出声来。

“没事儿吧，你没磕出脑震荡来吧？我操我头一晕就没站住，操，我真笨。”

小文一边揉着后脑勺儿一边像孩子似的放声大哭，根本没功夫理我，急得我站在一边儿不知如何是好。

就这么耗了半天，小文的哭声由强渐弱，嚎啕转为了一阵阵的抽泣。这时，我突然发现旁边已经出现了不少不知打哪儿赶来的围观之人，都纳闷地看着我们，脸上充满好奇。我不由面红耳赤地揪了揪小文的袖子，向她示意，小文见状也顿时不好意思起来，哭声顿止。

我见形势有缓，连忙把小文抱到腿上，对着她的后脑勺儿又吹又揉：“吓死我了，你没事儿吧？”

“你差点儿摔死我，我头好晕。”小文的脸上还挂着泪珠。

下午，我们俩都没上课，我把“重伤”的小文护送回家。路上，她对我说：“谢天，你得赔我。”

“怎么赔，是你摔我一次，还是咱俩把脑袋换了？”

“不管，你得答应我一个要求。”

“没问题没问题，你说什么要求吧，我全答应。”

“还没想好呢，你等着吧。”

眼看小文思路如此清晰，我的心也慢慢踏实了下来。即便如此，我还是在此后好几天坚持对她细心观察，最终断定她没有因此落下什么后遗症。

但我还是高兴得太早了，我没想到顽固的后遗症在几年以后才慢慢体现——每逢小文向朋友们分析我对她的种种不好时，总不忘了把这一恶性事件添油加醋地说上一番，最后甚至演绎成自己磕在一块硬石头上，脑袋摔出了好多血，并一口咬定自己从那儿以后记忆力衰退了不少。

“后脑勺儿事件”还留着一个尾巴，就是小文当时没想好的要求。

两个星期后的周末，我一大早就晕头转向地被兴致勃勃的小文从床上拽起来，踏上了去往远郊景点黑龙潭的征途，实现了我对她的补偿。

小文选择去黑龙潭完全是由于我平常向她瞎吹那里有多么好玩儿的结果，因为那年夏

天我刚和几个哥们儿去黑龙潭走了一趟，感觉良好。

当然，我说的良好并不是指黑龙潭的风景，恰恰相反，那次我们每人花了20块钱走进景区之后才发现大门里面的景色和外面不过是大同小异，毫无新鲜之处，纷纷大呼上当受骗，直到爬上山顶时还怨气难平，于是统统穿着裤子跳进那个比游泳池小好几圈儿的破潭里畅游了一气，加上打了一通水仗，心情才彻底好转。

等我们闹够了爬上岸，我那条滴滴嗒嗒往下流汤儿的牛仔裤少说也有两斤重，紧紧地裹在腿上，让我步履蹒跚。我们大伙儿齐刷刷躺在潭边发烫的大石头上边晒裤子边野餐，但直到酒足饭饱，裤子也丝毫没有干的迹象，无奈之下只好放弃了再溜达溜达的打算，在那块大石头上打了一下午牌。

回家的时候，为了省钱能在晚上暴搓一顿，我们一致决定从路上截一辆顺风车回城里。于是，五点多钟，公园的大门口出现了一伙儿四脖子汗流，卷着裤腿儿，活像难民似的孩子，不屈不挠地戳在马路边，截下每一辆卡车或者面包车，或嬉皮笑脸或苦苦哀求，就为了省下今天看起来不值一提的几十块钱路费。

在遭受了无数次的冷酷拒绝后，终于有一个运酱油和醋进城的司机架不住我们的软磨硬泡，答应以每人五块钱的低廉价格把我们送到城里。我们兴高采烈地跳上车踏上归途，一路上卡车颠簸不停，酱油和醋气味儿刺鼻，但谁也没有因此影响晚餐时的胃口。

和小文一块儿去黑龙潭自然要循规蹈矩一些，但也别有乐趣，起码她准备的整整一书包零食就让我感到了一些优越性。从东直门长途汽车站去往密云县城的一路上，我一刻也没停嘴地把那些小食品逐样进行了品尝。

到了县城，不知道什么原因，直达黑龙潭的小巴我们一辆也没看见。没办法，我们最终只有奢侈地乘坐“面的”去往目的地。

我在一堆热情的司机中相中了一个长着鹰钩鼻子的年轻人，原因是他比同行们的要价低了一半：别人都要40块钱，而他保证20块钱就拉我们。

沿着崎岖的公路行驶了半个小时后，我们顺利到达了黑龙潭公园的大门口。没承想，就当我和小文准备一跃下车，正式开始游山玩水的时候，居然听到那个司机又把要价变回到40块钱，而且丫还特别诚恳地对我说：“我刚才是说一个人20块钱，兄弟，要不这点儿钱都不够我加油的。”

操，这不明摆着是讹人吗？我们自然不甘心轻易就范。可是，经过十来分钟的争执，“鹰钩鼻子”还是如愿以偿地拿到了40块钱，撇下傻呵呵的我和小文，开着小面扬长而去。我们俩站在公园门口大眼瞪着小眼点了点身上余下的银子，发现除了买门票和回去的车钱外所剩无几，看来中午只能靠那点儿零食充饥了。

尽管还没开玩就被黑了一道，小文的情绪却显然没受到太大的影响，没过几分钟，她就准确无误地找到了野游的感觉，兴高采烈，对四周景色赞不绝口，一个劲儿地催我带着她沿着硌脚的石头路向最高处进发。

我们在途中走走停停，照了不少相片。其中有一张令我印象深刻：当时我走在前面，身后的小文突然叫了我一声，在我回头的瞬间抢拍下那张照片。相片洗出来后，我发现我的表情居然是一脸丢人的傻笑，更让我不满的是，我身边还有一个穿着土里土气的中年妇女正在贼眉鼠眼地向我观望。小文拿着照片笑个不停：“谢天，你是不是想跟她私奔呀？”

中午时分，我们爬到了山顶，这时小文已经累得气喘吁吁。我们俩在潭边的大石头上坐下，开始了早已忍耐多时的野餐，内容是话梅、榆皮豆儿和软包装汽水儿。虽说不如面包香肠过瘾，那堆零食还是被早就饥肠辘辘的我和小文一古脑儿全都咽下了肚。

稍微消化了一下肚子里乱七八糟的各类食品，我们又四处乱窜，来到了挂着“游人止步”牌子的地方。这里人烟稀少，没人打扰，我让小文背靠着栏杆，给她拍了不少相片。小文在镜头前很自然地摆出一脸笑容，坚持了好几张脸上的表情都纹丝没变，一看便知训练有素。

“上山容易下山难”，这句老话在我们返回的路上让我有了深切体会。小文的胆子小得让我意外，她下山的动作简直就像一个小脚儿老太太，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惟恐失足，弄得我简直有心想把她背下山去，但由于刚有过在河边的不良纪录，我一直忍着没敢吐露这个建议。

走出黑龙潭的大门，天色已经见黑，所幸我们还能赶上最后一班开往城里的长途汽车。车上，小文靠着我的肩膀甜甜地睡了一路，快到东直门的时候我才叫醒她。

我们俩下车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了一个小饭馆儿，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买了两碗担担面。我们简直都快饿晕了，我催了服务员足足有五回才等到那两碗香气四溢的面条儿。

94年的时候，我们花五块钱就填饱了肚子；现在呢，花十倍的价钱也未必能吃得合意。我们吃面的那家饭馆儿也早已经面目全非，由四川风味的馆子改成上海风味的，又改成潮州风味的，现在说不定早变成一家流氓夜总会了。也是，七年都过去了，变的东西总应该比不变的东西多得多，当然，也包括我本人。

所谓变化，这种时光流逝所带来的变化，我想，除了接受，并没有什么其他选择，虽然这些变化有时可能并不那么顺心如意。事实上，我也常私下琢磨，如果我能带着现在一些为数不多的能够称为“好”的变化回到从前，回到那些被我们称作“阳光少年马可·波罗”的岁月，也许我能给小文多带来一点儿欢乐吧。

但是，但是，我知道，这不值一提的“多”与“少”并不能影响到事情的本质，也不能改变它走向最终的结局。

[从“食猴鹰”到“黑猫警长”]

每个人对同一件事儿的看法都不会一味雷同，有时候还可能会截然相反，比如，我一直觉得小文的眼睛挺好看，而郑雨就不这么想：

“谢天，你媳妇儿怎么长成那模样了？脸上跟挂了两肚脐眼儿似的。”

“去你妈的，我没说你丫脸上长两屁眼儿就不错了。”

“屁眼儿怎么了，就有姑娘喜欢我这屁眼儿……唉，谢天，你丫跟肖文‘黑猫’了吗？”

郑雨指的当然是著名的“黑猫警长四部曲”——这是我的一个叫文武的哥们儿发明创造的经典理论，在我们中间广为流传，长盛不衰。

所谓“黑猫警长四部曲”，是文武对和姑娘们交往的一个精炼总结：他把和小妞儿们接吻叫做“食猴鹰”；摸乳房叫做“白鸽侦探”；摸下面叫做“白猫班长”；最后如果能和小妞儿顺利上床，那自然就可以当之无愧地荣获智勇双全“黑猫警长”的称号。

有必要说说文武。此人外形让人实在不敢恭维，但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说起话来笑料不断，并且总能第一个把自个儿逗乐，笑声豪爽，浑身肥肉也随之一起颤动，让你觉得不跟着他乐都不好意思。那时候，文武不经常和我们在一起混，因为他对打牌几乎一窍不通，而且他又矮又胖的身形也限制了其在体育活动中有什么作为。尽管如此，文武仍有一些其他方面的雕虫小技让我等自愧不如，比如：他能弹得一手好吉他，对电脑、钓鱼、下围棋也是深有心得，他甚至还能惟妙惟肖地模仿刘宝瑞说一段儿单口相声——“兵发云南”。

在我们大伙儿之间，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如果谁泡上一个小妞儿两个月之内还不见任何动静，我是说连个嘴儿都没亲过，那一定会受到大家的一致奚落，连最不招姑娘们待见的潘迪都会说：“你丫怎么那么面啊？”

而要是谁能三下五除二地把一个姑娘带上床，那可就有了向大伙儿吹嘘的资本。比如王睿和他媳妇儿——我们班一个长相酷似大发面饼的女生——成功野合之后，就常常在嘴边挂着一句：“昨儿哥们儿又梅开了六度，这会儿腿还发软呢。”

言归正传，还是说说我自己是怎么由人变成“黑猫”的吧——

“食猴鹰”是和小文认识后的第一个中秋节我送给她的礼物。

那天，小文她们高二年级在学校里开一个中秋晚会，这正好为她晚回家提供了借口，因为我们早就约好，中秋节晚上一起去天坛赏月。

我放学后也回到本校去给晚会捧场，心猿意马地等着小文在半截儿退席。当我们俩偷偷溜出学校骑到天坛的时候，已经快八点了。

我们手拉手走进公园，在熟悉的小树林里坐下，仰头一看，饱满的月亮早就高悬空中。

“你看，谢天，月亮多好看啊。”

“中秋节的月亮还能寒碜？”

“那你说，明年咱们还能在一起看月亮吗？”

“当然了，以后每年咱们都在一块儿看。”我随口答道。当时我可没想到，此后的六年中，每个中秋节小文都是在我的陪伴下度过的。

夜晚的天气冰凉，我把身上的外套脱下来给小文披上，她的小脸儿埋在我宽大的衣服里，仰望着深蓝的天空，煞是可爱。

我轻轻地把小文搂在怀中，抽了根儿烟，然后盯着她像月亮一样明亮的眼睛，低头吻向她的嘴唇，如我所料，这次她没有拒绝。

我们吻的很长，直到彼此都感到有些透不过气儿来。我在中间悄悄睁开了眼睛，看到小文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一脸陶醉。

“食猴鹰”让我和小文之间有了一个飞跃，我们的关系和一天天变得寒冷的天气恰好形成反比，越发热烈。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反正是秋天还没过完，我就成功升级到了“白鸽侦探”，第一次把手伸进了小文的上衣。

我得承认，当时我的感觉是兴奋中夹杂着一丝失望——虽然小文的胸膛是如此的细腻光滑，但单就体积这一点来说，却明显和我的期望有着一定差距。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要求十六岁的小文长着一对儿二十六岁的女人才有的乳房的想法无疑是有点儿急于求成。

随便提一下我和小文关于乳房大小的截然不同的看法：

不知是受了欧美毛片儿还是什么别的性教育的影响，我始终对女性的这一器官抱有超乎寻常的好感，至今不渝。我的看法是，在不超出正常范围的情况下，姑娘的胸脯儿应该越大越好，当然，我指的正常范围可能尺寸也稍微大了一些；然而小文对此问题观点怪异，她当时的胸部偶像居然是我们学校一个号称“平板车”的英语老师，小文生生觉得长着那样的胸脯儿才叫够派，简直让我无从理解。

几年后，我们俩一块儿在人艺的小剧场看了一出名叫“爱情蚂蚁”的话剧。关于剧情我倒是全然忘怀，惟独其中一个胖子评价女性乳房的一段儿顺口溜令我影响深刻：那个胖子坐在舞台中央，对着全场观众忘情地探讨为什么女人的乳房会引起男人们如此大的兴趣，其实说来说去不就是两大团脂肪吗？听后我觉得大有感触，胖哥说的句句在理，但等改天到了床上，我又情不自禁地陷入对那两大团脂肪的迷恋之中，欲罢不能，无法自拔。

“白鸽侦探”当了没多久，我又再接再厉，客观地说，是有些恬不知耻地把手伸进了小文的裤子，就此达到了“白猫班长”的境界。这回的地点还是在天坛公园。瞧瞧，这个北京著名的名胜古迹简直快让我描绘成一个专门发生流氓行为的场所了。

一天放学后，我送小文回家，我们像往常一样去天坛的草坪上坐了一会儿。经过一番惯例的缠绵，我发现天色不觉间已经昏暗，暗得叫人想入非非。我看四下没人，便在小文连声的“不要”、“不好”之中义无反顾地把手伸进了她的牛仔裤，一阵探索。我怀中的小文不知是由于激动还是害怕，双眼紧闭，身子瑟瑟发抖。

离开公园前，小文去了一趟厕所，出来后她一把攥住了我的胳膊，掐得我生疼：“都怪你，我‘倒霉’了。”

再往下的一步可就有点儿难度了，我是说，对于小文这样一个规规矩矩的女孩儿来说，上床这件事儿意味着太多的东西，简单归纳，就是自我牺牲的成分远远大于寻求快乐，好奇或是刺激。虽然在我看来，这一步是我们之间的必然结果，但是在这件事儿上，我可不愿意勉强她。小文最终答应我也并不是由于我的软磨硬泡，我想，她是自己打定了主意。

当然，我可没说我那段儿时间里表现出了一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嘴脸，那得有多傻逼啊。事实上，我也曾若干次向小文提出了胡搞一下的要求，但仅仅是由于兴之所至，随口一提。说来丢人，当时我本身对此都没完全地做好心理准备，对于17岁的我，一个半大不小的毛孩子来说，和姑娘上床算是一个距离虽不遥远，但也不是触手可及的——用什么词儿合适呢？就算是——梦想吧。

在由“白猫”变成“黑猫”，由“班长”升为“警长”之间的几个月时间里，我还想再啰嗦啰嗦，提一些我和小文，和哥们儿们之间的琐事。这些事零七碎八，也没有多大意义，不说也罢。但我既然依赖着我的记忆叙述着这些陈年往事，而这些小事儿又偏偏在我的脑海里如此清晰，我还是选择一吐为快——

秋去冬来，天儿越来越凉，护城河边的树叶几乎全都掉光了，河面被寒冷的北风吹起层层波纹，往河边的石头上一坐，屁股顿时感觉一阵冰冷。这样的环境显然不再适合谈情说爱，于是我和小文便在中午转往离河边不远的田峥家里见面儿。

我经常在田峥他们胡同的小饭馆儿里花五块钱给小文买一份儿她喜欢吃的“尖椒土豆丝”，然后看着她兴高采烈地把这种廉价菜肴咽得一根儿不剩，意犹未尽。

期中考试的复习也是小文陪着我在田峥家完成的，那次我的数学居然考了一个131分，让我们俩都高兴了半天。但叫人沮丧的是，这是我在数学领域中最后的辉煌，此后，我的数学成绩再也没有突破过及格线。

周末我和小文也常能见面儿，因为她每周要到北新桥附近的一个中学去上英语奥校课。和我认识以后，小文就算从奥校提前毕业了，每次在我苦口婆心的劝说下，她都最终放弃了上课的打算，嘴里还不忘念叨一句：“下星期我一定去。”

每逢周末，我早上七点半准时到达方庄附近的“北京国际网球中心”去等小文。我是一个很守时的人，除非有特殊原因，否则一般不会迟到。那段儿日子里，我发现守时其实并不是一个好习惯，因为我经常是在两耳通红，鼻涕横流，跺着快冻僵的双脚的状态下才迎来姗姗来迟的小文。

与河边一样，天坛这种露天场所大冬天也没法去了，无奈之下我们只好把活动地点改在了各个电影院和录像厅。那段儿时间，我们可能看遍了每一部新上映的电影，但内容我是一概模糊不清——本来我就顾不上盯着银幕，还得忙着对小文动手动脚呢。

有一次，我实在不想再到电影院消磨时光了，于是就拉着小文坐108路公共汽车去北边的地坛公园“冬游”。我记得自己当时是这么打动小文的：“咱们可不能老偏心眼儿去天坛不去地坛，要不地坛该不高兴了。”

买票进了公园大门，我们发现偌大的一个地坛根本就没有几个人影儿，倒像是专门为我们俩开放的。我在路边的商店里给小文买了一大堆棉花糖，我们一边吃一边在儿童游乐场玩滑梯，转椅和电平车，很是尽兴，一直玩到公园关门。

回去的车上，我借口说没吃够棉花糖，强行和小文接了一个很长的吻，正好这时一个不知趣的售票员走到我们跟前验票，弄得我们俩很没面子。

94年在日复一日的上学，与哥们儿们的胡闹和与小文的约会中走到了尽头，我们迎来了高中时代的最后一个新年。

不知道学校这次为什么如此大方，决定在12月31日包下中山公园的音乐堂开一个全校联欢会。在文武的撺掇下，我们报名参加了一个节目，我生平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惟一一次有了在舞台上演唱的机会。

我和文武、姚望、潘迪、郑雨凑在一起组成了一个临时乐队。文武和潘迪担任吉他手，其中文武功力深厚，是理所当然的主音吉他，而潘迪也就是能凑合着瞎拨拉两下。剩下的三个人里，我和郑雨担任主唱，姚望负责拿着一个三角铁打节奏。

我们选择的曲目是BEYOND乐队的“为了你为了我”。

BEYOND是我们大伙儿都很喜欢的一个乐队，主唱黄家驹那年夏天大头朝下栽下舞台，意外地离开了人世，令人惋惜。此后，我们一致认为这个乐队差不多就算废了。

新年前的一个星期里，我们天天放学后去文武家进行排练，一丝不苟，严肃认真，惟恐在联欢会上出丑。

BEYOND的歌我们基本上每首都会唱，因此练起来也没什么难度。一个星期下来，我们已经把那首“为了你为了我”练得滚瓜烂熟，倒唱如流。

最后一次排练时，我们把自己的声音录了下来，放出来一听，效果十分理想。姚望拿着这段儿录音在电话里放给他初中时相好的一个小妞儿听，电话那边居然都不相信这是我们自己的作品，把我们美了个乱七八糟。

正式登台的那天，我们很早就来到了中山音乐堂，几个人踩着舞台上的木地板走来走去，躁动不安。我走到麦克风前，对着话筒吹了一口气，没想到舞台下立刻冒出一个脑袋冲我大喊大叫：“干吗呢，一边待着去！”——原来底下有个人正在调试音响的效果，被我一口气吹得险些失聪。

我嘟囔了一句“傻逼”，和我的哥们儿们回到后台等待。约摸过了一个多小时，轮到我们出场了。

我走上灯光刺眼的舞台，看着底下黑压压的人头，顿时觉得一股紧张努到了嗓子眼儿，回头看看另外几个，无一例外，全是一脸的严肃。

我们在台上站定，微微停顿了一下，文武便拨响了手中的琴弦。文武的手艺还真是地道，前奏还没弹完，台下已是掌声四起，这是一个良好的讯号，我们的紧张情绪也随即一扫而空。

那天我们演唱得很成功，我敢说这是联欢会上最受欢迎的一个节目。唱到后半段儿，我已经是游刃有余，一边唱还没忘一边搜索台下的小文，可惜还没等我发现她演唱就结束了。

过了新年，盼头自然就是寒假，但中间不可避免地还要越过期末考试这道坎儿。我长期的上课不听讲，下课不写作业的习惯终于在这次考试中显出恶果：分数一下来，我的成绩排在全班倒数第二。

客观地说，上高三之前，我的学习还算过得去，这回考试前我也没料到自己会落到如此田地，想想半年之后的高考，我后背上冷汗直流。

我想我还不属于那种彻底没心没肺之人，虽然万分不情愿，严峻的形势还是逼得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寒假学习计划。我的目标很明确：半年之后自己不能两腿发软，满头虚汗地被人搀扶进高考考场。

于是，接下来的寒假里，除了玩儿以外，我每天都要补习一些功课，重点定在物理。这样做的理由倒不是因为我的物理成绩太差，而是我实在没有勇气去挑衅像天书一样的数学和那些密密麻麻，看了让人直犯恶心的化学方程式。

一个寒假下来，我的补习还是令人欣慰地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高三的下半年，我的物理成绩是数理化三门中最拿得出手的，当然，这仅限于和自身比较。

[第一次,不太成功]

头一回和小文上床也是在那个寒假。

这事儿虽说是水到渠成，但还是来得有些突然。我是说，小文答应我的态度着实很爽快，爽快得让我吃惊。

寒假里，我常在小文家没人的时候溜去和她见面儿。一天，我照例搂着她一番调戏，然后随口提出了上床的要求，我怀中的小文这时突然坐直了身子，抬起头，盯着我的眼睛说：“好吧。”

我最初还以为自己听错了，慌乱之下竟不着四六地吐出一句：“我操，你今儿吃春药了？”

“讨厌！”

“你是说真的？”

“真的，反正我也想好了：以后就跟你了。”

那天由于小文家里人快回来了，我们没有时间说来就来，只好推迟到几天后一个天色阴沉的下午，这种天气倒也合适。

中午，我们俩先是煞有其事地在崇文门的“梅园”乳品店吃了一顿大餐，现在想想也真够事儿逼的。平常我很爱吃这里的罐闷牛肉和煎泥肠，但那天整顿饭我都心不在焉，把手中的啤酒罐捏来捏去。

好不容易把饭凑合完了，我们骑上车往小文家进发，途中我找到一个药店，一头扎进去买了一盒儿避孕套，心里七上八下，就怕售货员嫌我太嫩拒绝出售。

回想当天，打从吃饭开始直到躺在了小文的床上，我记得始终有一种不知打哪儿来的强烈的痒痒感觉伴随着我，从心里一直冒到嗓子眼，把我弄得口干舌燥，焦灼不安，颠三倒四。

如果把我们的第一次做爱下一个结论，我想那就是——不太成功。我尽量把一切做得温柔，但我的对手，我是说小文，还是疼得哭出了声来，这让我感觉到了没有经验的苦恼。

关于第一次做爱，实不相瞒，我曾经在脑海里有过无数次的想像，在不同的场合，与不同的对象，但无疑每次都是以成功收场，双方皆大欢喜。我这么说的意思是，现实和理想往往有一定的差距，可有时候，有缺陷的现实却比那些虚头八脑的理想更有滋味，起码在和小文上床的这件事儿上我是如此看法。别笑话我是在这里掩耳盗铃，自我安慰，这的确是我的真实想法。

但是，那时我可没有如此坦然。不用说也想的出来，我当时气急败坏地从小文身上爬起来，心里沮丧得一塌糊涂。我靠在床头的暖气边上，闷头抽了一根儿烟，又去了一趟厕所，然后强打精神重新回到床上，躺在小文身边：“要不，再来一次？”

“啊？别了，疼死了……咱们还是出去转转吧。”

我们套上了一件又一件的衬衫、毛衣、羽绒服，关上门，走到楼下。天已经快黑了，还起了风，刮得我脸生疼。我把毛帽子从头上摘下来，给小文带上，看着她顶着我的帽子的样子，觉得很是滑稽。小文挽起我的胳膊，把手插在了我的大衣兜里，一脸茫然，而我当时脸上的茫然神情也肯定不会比她少。我们俩就这么在一栋栋毫无区别的居民楼之间盲目穿行，不知道该往哪儿去。

“谢天。”

“怎么了？”

“没事儿。我就是想，我还真的和你上床了。”

“听你这意思，后悔了？”

“才没有呢……唉，我问你，你以前和别的女孩儿上过床没有？”

“没有没有，头一回这是。你想想，除了你谁还那么缺心眼儿啊。”

“讨厌。谢天，你说……”

——我没听见小文下面又说了什么，我走神了……

要说像小文这么“缺心眼儿”的姑娘，我还真另外认识一个，她叫史宜。虽然不便向小文提起，但无论如何，史宜才正是第一个让我实践了色情的女孩儿。

怎么形容这个姑娘呢——雀斑、翘下巴、高个儿、男孩儿似的性格、爱说爱笑……？这些似乎都不是让我和她有过一段儿的原因。事实上，到现在我也没太弄清楚为什么我会和史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纠缠不清，而我惟一能确定的就是，我根本就没对她有过什么感觉，我是指在感情方面。

这么说也许会让她很难过，是的，我有把握她听到这些话会很难过。可是，在这么多年之后，在我的记忆还没有变得模糊不清之前，我想，我最好的选择还是把它全说出来——

一上高中，我和史宜就以那种最俗的开场认识了：我们是同班同学，又是同桌，天天上课在一起神吹海哨，当然，主要是我在表演。

从表面上看，史宜完全是一副什么都不太在乎的“小太妹”形象：上课比我听讲还少，下课和男生们一起说笑打闹。最初的几个月里，我和她之间的关系和别的哥们儿同她之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放学后，她也时不时地和我们泡在一起，我当时甚至很少注意到她是一个女孩儿。

那我们是怎么好上的呢？——记不清楚了。我的意思是，在有具体的亲密接触前的种种细节，我的确是想不起来了。我还是从实际行动说起吧。

第一次超出朋友界限的举动是我亲了她，在护城河边，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当时我的哥们儿们都蹲在故宫深红破落的围墙下起劲儿地打着升级，而我和史宜悄悄地溜了号，独自跑到河边一个僻静的角落里聊天，聊着聊着，我们的嘴就从正常的交谈距离变为贴到了一起。

虽说在这件事儿上我的态度并不被动，甚至可以说是有些主动，但在这个举动完成以后，我的心里还是感到了无比的惊讶，因为此前我对这事儿完全没有一丁点儿的心理准备，可它就这么莫名其妙地发生了。

那天下午一直到回家，我都有些昏昏沉沉，弄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干了一件蠢事儿。我知道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虽然我不能确定这段儿时间能维持多久，我们的关系就这么“定”了。

事情来得有些突然，但我也并没有因此显示出什么慌乱，我本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原则，在从前对此一无所知的肉体接触的道路上继续进行着探索，满足着我的好奇心，并且没想为此负一点儿责任。那是93年的夏天，我刚满16岁。

在此之前，史宜已经很明显地对我表示了好感，因而对于我迟迟而来的举动，她自然也没有表示出丝毫的抗议。于是，在不长的时间里，即使是我们身边最木的同学也明白我们俩已经配对成功了；于是，在我和我的狐朋狗友们的屁股后面，又很自然地挂上了这么一根儿小尾巴。

我们的牌局甚至有时候转移到了史宜的家中。她们家住在崇文门附近的一个军区大院里，房子是六七十年代的那种风格：木制地板，高高房顶，阴暗昏沉，冬暖夏凉。我们在那里可以随便地抽烟，吵闹，还有一副当时并不多见的飞镖供我们娱乐，惟一麻烦点儿的就是我们要在离开之前打开窗户，把烟都扇出去，省得她父母回家后发现。

我单独去史宜家当然更是为数不少，因为我们之间还有一些不适合大伙儿一块儿参与的节目。在那里，我第一次享受到了一个姑娘在我面前的赤身裸体，不可否认，这对当时我还远远没有成熟的心灵是一次巨大的冲击，我清晰地记得自己是如何的口干舌燥，六神无主，“怒发冲冠”。

从性格上说，我是一个极其厌烦拖泥带水的人，这让我在大多数事情上都显得毛毛躁躁；往好了说，也可以形容为我的办事效率比较高。

于是，在那年天气变凉之前，我就基本上完成了在史宜身上的一切探索，除了实实在在的性交。事实上，有一回，我几乎真的把她办了，仅仅由于身上没有携带有效的避孕工具而只好无奈收手。此后的不久，我才意识到那次没有成功实在是明智之举，因为我当时根本

还不具备成功办了一个女孩儿所需要的全部知识——我是在不久以后和哥们儿们一起看毛片儿时才彻底了解了性交所需掌握的一切细节。

顺便提一下，我的哥们儿了解此点的途径也几乎全部和我相同，毛片儿对于我们的帮助实在可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由此可见我们上过的生理卫生课是多么的不值一提。

高潮过后便是低谷，我和史宜短暂的相好过程也严格地遵循了这一定律。那年暑假快结束的时候，史宜依依不舍地和我作别，随她们家人去北戴河玩了一圈儿。等她开学兴高采烈回来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我对她的态度已经和以前有了天壤之别。

要说处理这件事儿我也真是心狠手辣。从高二一开学，我就始终保持着对史宜不理不睬，无动于衷的态度，不管是她主动向我示好还是委托别的什么女生替她说好话，我都一概不理，如果别人不清楚事情的原委，一定以为她犯了什么大错儿而导致我的深恶痛绝。我当时几乎一点儿也没考虑到她的心情，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照样和我的哥们儿们每日胡闹。如果我俩对换一下位置，我想我很有可能跟丫豁了。

过了一段儿日子，史宜终于再也无法忍受这种冷淡，她把我约到学校外面单独进行了一次谈话，并塞给我一封长信，上面写满了她与我认识之前相好过几个小混混儿，以及和他们之间都有过什么越轨行为，就好像她真的犯了什么错儿一样。

我匆匆把信看完，除了惊异于她的丰富阅历，并没有丝毫被感动之意，这表明史宜的最后挽救活动也宣告失败。

那天刮着大风，吹得我们俩的头发乱得像两团稻草。我们面对面站在学校附近的一条小胡同里，我故意不抬头看她的眼睛，手中把那封看过的信折来折去。

“谢天，我不明白你到底为什么不理我了，我就想弄个清楚。”

“……不为什么。嗯，我觉得咱俩不太合适，算了吧还是。”

“为什么算了？！你知道我喜欢和你在一起，再说咱们已经那么好了。”

我就厌恶听她说我们俩好到了什么程度，典型的做贼心虚。——我是跟你泡过一段儿，那又怎么样？我腻了，不想和你好了，还有什么可说的？——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看看，我从那时候开始就是这么的卑鄙自私，无可救药，我还能指望自己有什么好下场？

“咱们是好过，可是现在我不想继续下去了，如果你觉得我过去那样不合适，我向你道歉。”

“道歉？我用不着你道歉！谢天，我觉得你一直是在玩儿我！”

“你要这么想，那我也没办法。”

史宜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突然抬起头，盯着我说：“谢天，我就想知道一点，你是不是从来就没喜欢过我？”

“是。”

“……好吧。”史宜的神情我看得确定无疑，她绝望了。

谈话就这么结束了。我如释重负，深为自己的斩钉截铁感到自豪：这事儿办得真他妈利索，我终于解放了。我当时完全没听懂史宜的“好吧”里面有什么含义，只顾着替自己高兴，当然，她也没拖几天就让我明白了她的意思。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们刚放学，我正准备和哥们儿们去河边消遣，几个小流氓在学校大门口外面堵住了我。

“你是谢天吗？”

“是啊。”

“哦，就是你啊，过来，我们找你有点儿事。”

“什么事儿啊，就这儿说吧。”

“听说你丫挺牛逼的。”

“什么意……”

我最后一个字还没说出来，后脑勺儿已经挨了一闷棍，我立马觉得晕头转向，幸亏还能及时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儿。我一看四周已经完全被他们包围，立即一缩身子，用衣服包住了头。这时棍子和板儿砖已经蜂拥着向我头上和身上招呼过来，还伴随着“我让你丫再牛逼”，“打不死你丫的”之类的口号。

整个过程持续了也就是两分钟，时间再长我肯定也就彻底歇菜了。幸亏这时候我们的大队人马赶了过来，那帮小流氓一看势头不好，撒腿就跑，跑得还真快，一个都没有落网。我当时已经是惨不堪言：眼睛封了一只，后脑勺起了一个巨包，鼻子也被打出了血。我躺在地上歇了好几分钟，才被哥们儿们扶了起来，搀到马路对面的一个大院里。

一干人马对我的受辱简直气崩了血管儿：姚望和刘跃然咬着牙来回走个不停；王睿和文武手里拿着家伙狠敲着地——他们是后赶过来的；潘迪和郑雨愁眉苦脸地检查着我的伤情，大伙儿对一个人都没能擒住感到窝囊无比，却又无从发泄。

“怎么回事儿啊，谢天？操，那帮孙子是谁啊？”

“还能是谁啊，甭问小谢，我都知道，肯定是丫史宜招来的。”

“我操，找丫史宜去，我非抽死丫。”

“走，找丫！”

“算了算了，谁也别去。”我这时好不容易缓过了一口气儿，“别找丫了，这事儿就这样吧，我没什么事儿。”

虽然大家愤愤不平，好歹还是被我安抚了下去。就这么挨了一顿打的确窝囊，但我的心里还是感到了一丝轻松——史宜，这下咱们谁也不欠谁的了，我蹬了你，你找人打了我，咱们两清，从此谁也用不着再不平衡了。

从那时起，一直到高三毕业，我和史宜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双方即使面对面走过也都是保持着熟视无睹的姿态，我的这一段乱七八糟恋情也终于宣布了告一段落。

和史宜之间还留着一个尾巴，那是在我上大学之后。准确地说，我是从那次才知道了自己在她心中的位置。

一天晚上，我正在宿舍里百无聊赖，躺在床上独自发呆，一阵敲门声打断了我。不知道又是哪个傻逼没带钥匙，我没好气儿地爬起来把门打开，出现在我面前的竟是大半年不见的史宜。她穿着一件白色的羽绒大衣，浑身臃肿得像个大妈，脸被外面的冷风吹得通红。

一阵短暂的尴尬和不知所措过后，我及时地恢复了常态，满不在乎地把她让进宿舍。虽然那天我始终没弄明白她是为什么而来，但这也并不影响我们进行正常的聊天，而且还聊得火热。

史宜在大学里新找了一个男朋友，处得不错。她和我不厌其烦地叙述了他们的相好过程，不断地询问着我和小文之间的一些琐事，还屡次嘲笑我在大学军训时被强行剃的小平头有多么寒碜，我一晚上要做的只不过是配合她高昂的聊天情绪而已。

快熄灯的时候，我们宿舍的人陆续回来了，史宜也知趣地提出告辞，但要求我必须送她一段儿。其实这个要求纯属多余，我怎么能不意思意思？

走上冷风瑟瑟的操场，我发现刚刚挺愉快的聊天气氛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史宜变得沉默不语，而我也没什么兴趣再挑起话头。我们就这样僵持着走到学校门口，她突然停顿了脚步，转过头来对我说：“谢天……抱抱我。”

虽然觉得有点儿为难，可看着她楚楚可怜的眼睛，我实在不忍拒绝，只好上前僵硬地把她搂进怀中。史宜把脸紧贴在我的胸前，我知道，她哭了。

“谢天，其实……我一直都还喜欢你，现在也是……”

我无话可说。

过了一小会儿，史宜抬起了头，飞快地亲了一下我的脸，然后挣脱出我的怀抱，跑出了学校大门，白色的身影转瞬即逝。

这就是我看到史宜的最后一个画面，从此，我们再没有见过面，也没有过任何联系。几年后，我无意中得知她已经远赴新加坡留学。

祝她顺心。